相片:「我們不可被化約為資本,也不可被你管治」

2011年6月24日 星期五

民主之恨

原文題目: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 Chroniques des temps consensuels II
作者: Jacques Rancière(賈克‧洪席耶)現任巴黎八大哲學教授
翻譯:sabrina yeung


主持人:對您來說,甚麼是民主?

Jacques Rancière:民主,既不是指政府代議制這個形式,也不是指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社會。我們必須把羞恥感還給這個詞語,因為最初,它是一種侮辱: 對於那些不支持民主的人來說,民主就是對下層人民和群眾的管理,總之,是為了那些沒有身份資格管理的人而設的。對這些人來說,自然是希望管理的權利,一直歸於那些有身份資格的人,如:有財富的人、被保證與神聖有關係的人、大家族、有知識的人和專家。然而,為了創建一個政治共同體,這些通過競爭的優越性,即所謂「有能力」與「沒有能力」之間的區分,必須重新回到一個原初的平等水平。在這個意義下,民主不是一種管理的特有模式,而是政治自身的基礎。這個政治自身的基礎擲棄所有不合法的支配。而它的追求,必須超越人民代議制這個形式。

主持人:在法國,有沒有對民主的仇恨呢?

Jacques Rancière:這種越來越尖刻的論述,源自一部分的知識份子階層,如Alain Finkielkraut。Alain Finkielkraut指責民主是一切邪惡的根源。自從蘇維埃政權的崩潰後,他們就開始反對民主,認為民主支配了個人放縱的慾望 ,而對共和國來說,民主被視為一種集體生活。對這些人來說,民主,就是支配消費和導致社會分裂的東西。他們把柏拉圖的民主觀轉化成一個顛倒的世界。Jean-Claude Milner甚至被指責應為滅絕猶太人而負責。但是同時,國家對全球經濟秩序的適應,意味著執政者、事務大臣、財政大臣、專家等人,建構了一個新的種姓階級制度。這種寡頭政府往往認為,人民的表達,包括群眾投票這種已規範化的體制,也是危險的。我們看到兩種不同類型的合法性:第一類,有知識的人、執政者和專家;第二類,群眾,越來越有爭議和越來越多人譴責,這個「群眾」指的是民粹主義者,尤其當它反對某些支配邏輯,如設立歐盟時的公投。 

主持人:您談及國家的寡頭統治權利,那不就是雅典式民主的例子嗎?

Jacques Rancière:雅典式的民主政體,開始已挑選了共同體的成員,女人、奴隸、外國人等被排除於共同體之列。在這個意義下,是官員決定負責人,而不是代議制這個本質上就是寡頭原則的制度:代議,是利益支配者的代表。我們國家的模式則是相反的:所有人被假定為共同體其中一員,可是能決定國家事情的人數量有限,於是招聘了精英份子支配國家,最後,國家的決定跳出了大部分人的討論。

主持人:您把平等視為民主的基礎,為甚麼呢?

Jacques Rancière:在經濟地位和所有人類近的生活方式這種意義下,平等不是一個要達到的目標。平等,是政治的前設。民主,就是不論甚麼人也有資格擁有權力的權利。民主不是一個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概念,而是一個大部分人願意投身公共事務的概念。平等的基礎,首先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合法權利,並貫徹落實。

主持人:您從郊區的起義裡得到甚麼啟發呢?

Jacques Rancière:這個起義的原因來自蔑視大部分人的才能。這裡不涉及如何把這批人融入社會這個議題,因為這批人大部分是法國人,他們想要的不過是被公平地對待。問題不是要知道,這批人是否被不公平對待,或者是否因為膚色而遭受歧視。問題是要知道這批人,是否有把自己看作為一個政治的主體,有能力公開講話。而這場起義的意義,聯繫著他們有沒有能力把自己視為一個政治主體。明顯地,這場起義運動找不到一種構成對話場景的政治形式,就我所理解,這場運動是一場承認你的敵人和你一樣,都是屬於社區共同體的一分子。對不平等處境的反應是一回事。平等,它在政治上自我顯現的時候,就是被排斥的人用他們的方法,如同那些被包納在體制內的人一樣,檢舉社會排斥。為了走出專家診斷社會問題這種模式,必須展現一種主體化(subjectivation)的模式即是說,人們透過文化、社會、宗教等媒介形成某一種主體。而這種主體化模式是指,當一個人說「我們」這個詞語時,其背後是一個有形的場景,言語化成行動了。

主持人:阿圖塞的弟子,您曾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為甚麼您又回來了呢?

Jacques Rancière:這裡不涉及回來與否,而是前進。1968年的五月風暴否定了阿圖塞的知識框架,他希望把科學帶給大眾。自此以後,我研究工人的解放歷史,然後發現,問題從來不是工人不知道自己被剝削。至於解放運動的根源,是工人希望得到一種即時平等的意願。他們希望自此以後,能自我建構自己的身體、一種生活方式、思考和說話──這些一開始便因為其工人出身,而被剝奪了的平等。其後,我闡述了一個政治的美學層面這個想法。這個美學層面是指工人在進入職業的權力和法規之前,就有一種感性給予的結構:感性的分配/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政治規定了另一種時間和另一種速度,它給予事物本身沒有的可見性,並開啟一個公共的場景。那些我們原本以為只能勞動的人,在這個公共的場景裡,也能夠行動和說話。這個美學的觀念,甚至意味著由不論任何人也可以分享的經驗形式,換句話說,意味著匿名接收者的思想,就像在藝術世界中,匿名者的權力也能得到肯定。最根本來說,這呼應匿名者的權力,同時正是政治的基礎。另外,在十八世紀末出現的同類運動中,作為政治基礎的平等,和某種特別形式的平等,例如在藝術範疇裡暫時停止層級關係的影響,兩者之間有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召喚了一個不論任何人也可以分享的共同體。(譯者注:此部分可參考「解放是每一個人的事」這篇文)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之用。未經原作者和譯者授權,不得將本文轉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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