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Rencontre avec Jacques Rancière : L'émancipation est l'affaire de tous
資料來源：《Sciences Humaines》2008年11月號
翻譯：Sabrina yeung
訪問前言：認真對待窮人和被支配的人的聲音，Jacques Rancière(雅克‧洪席耶)強調每個人都有能力擺脫社會加諸、指定於他身上的身份。Jacques Rancière提醒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每一個人都必須參與政治(pouvoir)。
Jacques Rancière其中一個時常討論的議題是「平等」。但是，要注意，不要用選舉機制這個永恆的論述，去模糊和延遲「平等」這個議題的討論。我們不應把「平等」只當作是一個概念，然後去響往它。相反，我們應該把「平等」視為政治的、審美的和智慧的。與社會科學常用的方法持相反意見，Jacques Rancière拒絕把個人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化約為源於個人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出身的結果。他注意到部分無家可歸的人、窮人、被邊緣化或被支配的人，然後堅定地認為，這些人不是被封鎖在社會出身裡，而社會出身也沒有主宰他們的思想、喜好、視野和願望。
當然，Jacques Rancière是一位不能分類的哲學家。他不屬於任何一間學派，沒有成立任何當前的思想流派，而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抗拒任何對他的標籤。他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做：他一直沒有停止對抗加諸個人身上的，智力的或社會的指定。他不喜歡學科界線，因為他在學科分類中首先看到的，是研究員只希望堅守自己地盤這種態度。他把歷史、教育、政治、美學等共冶一爐，提供了一個深刻而特別的哲學旅程，從而打算解構歷史上最悠久的確定性。
問題一：在您和馬克思主義的割裂中，1968年的五月風暴擔當了甚麼角色呢？
在1960年代，馬克思主義仿佛是一個不能夠超越的時代視野。《阿圖塞的教訓》(La Leçon d’Althusser，1975年法文原版，英譯：Althusser's Lesson，2011年)是一個嘗試，是為了提議一個科學、嚴謹、在它的原始材料上再引申的馬克思主義，而這種馬克思主義希望有能力帶來一埸由第三世界人民帶領的，新的革命，從而掃除蘇維埃革命帶給人們的灰色印象。
理論教育的首要目的，阿圖塞認為是要揭示幻象，例如被支配的人的不幸，首先源於他們對支配他們的環境的無知。阿圖塞對1968年的學生運動抱懷疑態度，他認為這些運動封閉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裡，對階級鬥爭的現實很無知。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我來說，反而是一個啟示者：這些被阿圖塞認為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其實也擁有一種動員群眾和顛覆社會原有秩序的能力。
不過我與馬克思主義的割裂，不是簡單地與這些情況相關。割裂的首要原因，是我不認同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和一般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科學前設，即是「人們被支配，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支配他們的規則是甚麼，所以為了解放這些人，應該首先給他們科學。」可是，我不同意這個前設。
問題二：然後，您曾經投身於十九世紀的工人檔案裡，您尋找到甚麼呢？
我曾經有一種感覺，就是工人運動的現實，和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營造出來的工人典型形象之間有巨大的差別。我希望在歷史中尋找那些工人解放的方式的現實，如何被共產主義收編。但是，在我的方法裡仍保留著一個前設：工人解放仍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思想，而這個思想被視為是集體性的。這個思想建基於工人痛苦的生存環境，工人的傳統和工人自身文化之上。可是，在閱讀那些工人檔案時，我發現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景觀：那些給予工人運動堅實支持的，不是工人階級的文化和傳統，而是工人首先質疑自己的工人身份這個思想。
如我所料，這個質疑有一種植根於工人這個職業的自主文化，和一種生活條件。我發現他們對文學性語言和其他文化的迷戀，希望和其他個體存在一起，分享同一個世界。那就是我嘗試在《無產者的夜晚》這本書裡希望展示出來的思想，這些思想是透過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晚上如何思考和創作的情況而展示出來的。資產階級和從事文學的人會寬厚地認為，工人雖然沒有寫出阿歷山大體的詩歌和重要的詩作，但他們創作了工人工作時的歌曲和大眾節日的歌曲。這種想法，其實是把工人禁固在他原有的工人身份裡。我感到震驚的是，工人自我解放不是透過知識，因為這些工人完全了解自身的處境，但他們認為自己未必有能力去過另一種，不是被支配的生活模式。自那刻開始，解放的目標，就是給予一種存在方式，一種感知方式，和一種認為自己完全是人類公民的思想方式。
問題三：因此，您被引領以一種與社會歷史不同的視野去看待這些工人歷史......
對我來說，那些工人檔案是作為一些論述，而非作為某個歷史時刻工人精神狀態的見證。因此，我的方法與社會歷史學的傳統完全不同。歷史學曾經希望透過不只是記錄王子生平，也記錄一般大眾的歷史和物質生活的歷史而做到自我轉化。但是，這樣的社會歷史在假裝為一種基層歷史的同時，其實是把群眾歷史封鎖在物質生活裡。整個歷史論述的運作，就像一種哲學在解釋那個年代、那個地方的人們為甚麼不能相信他們所思考的。然而，我的工作的意義在於，希望準確地展示在某個特定的時刻，部分工人如何被難以想像的字句和思想所震撼；他們又如何和社會建構予他們身上，認為那是屬於工人階層的文化決裂。
問題四：這亦是您反對Pierre Bourdieu(布迪厄)的地方嗎？
Pierre Bourdieu的方法的核心，永遠是解釋人們是否被支配，這亦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被支配的」這種想法。他和Jean-Claude Passeron 關於學校的研究計劃解釋了，如果工人被高等教育排斥，是因為學校令他們相信他們是被接納的。但現實卻是工人根本沒有方法獲得高等教育。而當工人不能成功獲得高等教育時，他們會想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天份，然後他們就會自我排除於高等教育之外。Pierre Bourdieu做的，永遠是詮釋工人對自身環境無知、不了解等的問題。在"Distinction"(1979)這本書裡，Pierre Bourdieu同樣解釋了，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對應它那個階層環境的口味和言行模式。 但是，自十八世紀開始，支配者階層便已擔心有太多平民想閱讀、寫作和採用與平民階層不相符的言行。我特別強調在工人解放裡知識革命的重要性，甚至是審美革命。當一位建築工人為一間有錢人的房子工作時，他可以有另外一種有別於「我為老板服務」，或「一個窮人為一個有錢人的房子工作」等的視野時，工人的解放便開始了。我沒有極端地否認社會階級出身這個元素。我只是在簡單地說，沒有一種社會顛覆的形式，不是在抵抗社身出身這個命運。如果說人們的思想模式被封閉於他們的生存模式裡，可是現實卻是，我們每天都能看到人們思想模式的轉變。很多人為農民使用電腦而感到驚訝，因為他們認為電腦對農民來說太複雜了。有很多技術決窍、存在方式和享受已經滲透在被假設為傳統的普羅階層裡，而為了融入普羅階層的生存環境，這些決窍、存在方式等已作了基要的轉變。
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的宰制機制，已經足夠地不再需要制造幻象放於人們已被支配的腦部。所以，更確切的問題是知道有甚麼理性的希望令我們可以改變生活，建構另一個世界。使人們屈從心態維持下來的，不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無知，而是他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改變現有的一切這個心態。
問題五：那麼對您來說，哲學家的作用是甚麼呢？
我對「哲學應該負責建立所有知識的基礎」這個想法不太能接受。對我來說，哲學更應該是一種解構的，破除分類的活動。它應該質疑人文學科，和它自己的論述的虛假。這些虛假的論述就是劃定自己的學科領域和方法的界限，只關心自己學科的「研究對象」，並以這些「研究對象」而與其他學科區分。人文學科和哲學由語言，和對所有思想的描述、論點、形象所構成。就如我時常做的，當我處理工人、窮人、無家可歸的人的說話時，就像處理完整的思想一樣。
問題六：他們不單是完整地思考，也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公民。為甚麼政治和民主是密切地連繫在一起呢？
整個傳統都把政治和科學、權力運動視為一體。傳柯透過研究科技如何控制生活和群眾，從而擴大了權力的面向。我反而關注一種非常特別的，包含政治的權力。有無限種的權力形式：在公司、在學校、宗教、家庭......但這些權力種類不嚴格地涉及政治，因為當中存在一種合符規定的位置分配。一個民主國家裡，在社會位置仍未限定之前，政治權力一下子便給了人們，就如一種權利。阿里士多德說，公民就是指那些參與控制他人，和被他人控制的人。當權力屬於國家和皇朝的創始者的後代時，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對我來說，政治起源於民主。因為民主就是，那些沒有特別銜頭的人都可以操作權力的這種權利。民主就是對不論是任何一個人的權力的承認。
問題七：您對現時關於民主危機的論述持非常批判的態度......
當我們說民主危機或民主的疾病時，我們只是簡單地表明了，所謂的民主國家現時的民主其實是非常少。然而事實上，這些民主國家被政客、專家、傳媒人組成的寡頭政治集團管治著。這種寡頭政治越來越國際化。這裡不涉及一個民主危機，而是一種被沒收，被騎劫的民主。當我們說民主危機時，我們嘗試顛倒所有事情。例如，如果混亂來到，責任不會在於政治措施，而是公民的集體責任。當我們選了一個「爛橙」(bad vote)，例如2002年4月的選舉或歐盟成立公投時，我們又說民主生病了。我們說因為那些去投票的，是智力遲緩的人，他們沒有能力認識到正確的選擇，或者是那些自私的消費者選了一個合符他們利益的候選人。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被廣泛騎劫的民主，但知識份子針對民主危機的論述，不外是說人們沒有能力，就是說人們的自私。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之用。未經原作者和譯者授權，不得將本文轉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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