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共產主義
原刊：Actuel Marx期刊，2010年2月號，第48期，頁12-21，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2010。
譯者：Jacky
「對，各位，公社．．．意欲把個人財產變成真實，通過改變生產方式、土地和資本，改變那些今天必然地勞役和剝削人們勞動的工具，變成可以自由地和眾人聯合勞動的工具。但是，這就是共產主義，這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曾否成為共產主義者？表面上看來，要麼這個問題似乎是多餘的，因為答案是多麼顯而易見，要麼就純粹出於挑釁。然而，就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關係而言，這是唯一值得提出的問題。事實上，對馬克思而言何謂共產主義，這個問題是多餘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從來沒有真正地回答過這個問題。他沒有明確地說過何謂共產主義，他也沒有描繪過共產主義社會是怎樣的或者可以是怎樣，起碼他沒有超越「由自由來統治」這個一般性的說法。「由自由來統治」意指，每一個人自由成長和發揮，是所有人自由成長和發揮的條件（註1）；或者，「自由人的聯合，通過集體生產的工具來勞動，有意識地以個人勞動的多種力量，作為社會勞動的唯一力量。」（註2）因此，首先要接受以下這個想法：值得提出的問題，並不是研究馬克思所講的共產主義，而是何謂共產主義者。要探討的問題是：參照所謂共產主義而思考、行動和生活，對馬克思而言，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研究因而不關乎共產主義之本質，而是一個人跟共產主義的關係可以有什麼意義？在我們的研究裡，馬克思就是其中一個個例。
同時，我們不是要超乎一切脈絡來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看到「共產主義」這個術語和概念近年受到重新考慮，被重新推出市場（註3）：特別是Alain Badiou，他界定這個術語和概念，令其可以重新合法地使用，在共產政體倒台之後，令其可以重新得到肯定。也就是說，共產政體倒台這個事實，並不表示Badiou的哲學方案－－「共產主義假說」(l'hypothèse communiste)－－會被同時清盤，因為這個假說認為，人類解放處於永恆開放的界域。在這個脈絡下，對馬克思而言共產主義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才得以重新提出。之所以指出這個同時屬於我們的理論脈絡，不僅為了令共產主義概念可以重新運作，同時力求掃除對社會主義概念的懷疑。Toni Negri的著作早已清楚表示不信任社會主義，其《再見共產主義先生》（註4）書名意味深長，這種傾向進一步受 Žižek肯定，從他近期的著作裡可見一斑。例如他指出：「不應該再接受那個很著名卻很可悲的說法，視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反之，社會主義其實是共產主義的真正對手，對共產主義構成最大的威脅。」（註5）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應該跟社會主義對立起來，共產主義取代平等的集體(collectif égalitaire)，提倡有機的社群(communauté organique)。」Žižek藉著「納粹主義就曾經是國家社會主義，而非國家共產主義」（註6）這個事實，來「証明」其觀點。我們在此明確反對Žižek，我們認為國家共產主義的確曾經存在過，那其實是斯大林主義，而當代中國就是國家共產主義的最佳例子，當然伴隨著非凡的資本主義發展。製造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這其實是一種蒙太奇手法，正好令Žižek和其他人得以解釋，前蘇聯和那些葉已消失的東歐「人民民主」(démocratie populaire)政體，俱不屬於共產主義，而只不過屬於那段令人哀傷的社會主義悲劇歷史。這個說法，同樣適合來形容當代中國。這就等如証明了，「實實在在存在過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完全兼容，而且揭示資本主義的未來道路，為了維持其生命，「資本主義必須重新發明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這種蒙太奇人為地製造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嚴格對立，目的是挽救「共產主義」的污名，又可以省下認真的反省，不理會共產主義概念或理念和以其名義而行的，包括那些在整個二十世紀裡最惡劣的事情。實在有需要指出，在馬克思那裡，我們找不到類似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立，正如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馬克思不加區別地使用這兩個詞語，彷彿當成同義詞。後人為這兩個詞加上的一切差別，我們在馬克思身上找不到。在他那裡，似乎不像當代的論者所以為，既沒有著迷於「共同」(le commun)，也沒有特別猜疑「社會」(le social)。既明顯而又離奇的是，不少當代的論者都認為，「共同」和「共產主義」是非常合理的哲學概念。反而，所有相關於「某個社會」(société)、「社會」(le social)和「社會主義」似乎都相關於那些骯髒的現實。哲學越是滿足於思考「共同」和「共產主義」這些概念，就越傾向認為，「社會」和「某個社會」這些概念屬於事物的「運作」(fonctionner)，也因而認為其屬於相應的科學，即是社會科學。我認為，當前關於「共同」和「共產主義」的流行論述，宛如哲學撤退的符號，它既是刻意地撤退，也因為在退路那裡找到了一種庇護所，可以說它後退到一個地步，只嘗試跟自身純粹的形式打交道。我們認為這種撤退是不合時宜的。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現在回到我們的問題，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在此，以下兩件事也許馬上令人感到驚愕。首先，除了少量文獻摘錄外，它們廣為人知而相對簡短，卻又極受讀者注目，引起非常多的評論，事實上馬克思談論共產主義的文獻數量，頗為薄弱。甚至「共產主義」這個術語，在馬克思寫下的大量資料和文集裡，出現得並不多。換句話說，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最首要的思想家，甚至被認為是現代共產主義的奠基者，數百萬計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活躍份子所依據的思想家，二十世紀一半人口所經歷過那些黨政合一的共產主義所根據的理論家，實際上從數量上說，極少談及共產主義本身，而整體上沒說出什麼要點。其次，我們以為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關係，實際上並非來自馬克思本人，而我們以為的理念，即是在革命之後，社會主義建構一個過渡階段(une phase de transition)，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而鋪路。（註7）這個論旨被那些所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用以建立其合法地位，特別是合法化以下的事情：不僅維持其國家的形式，更在極大範圍裡，擴大國家官僚和警察來控制社會。
然而，有必要強調，以下這個論旨在馬克思身上並不存在：經由國家社會主義這個中介，過渡至共產主義。甚至應該說，以「過渡」和「階段」這種「理路」(raisonnement)來思考共產主義，似乎並不見於馬克思身上。當人們重新運用階段和過渡來論及共產主義的時候，例如像 Žižek所料想，中國國家集權和專制的的社會主義可以建構資本主義的下一個階段（註8），我們必須指出，人們事實上並不是參照了馬克思，而是應用了馬克思主義中重要的觀念。在馬克思筆下的《哥達綱領的批判》裡，我們讀到了甚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正是通過革命來轉型的時期(la période de transformation révolutionnaire)，從一個社會轉型到另一個，相應的是政治過渡時期，國家在此只能夠是『無產者的革命獨裁』(la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du prolétariat)。 」（註9）我們可以馬上注意到，馬克思在此沒有提及任何「社會主義」，以作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而且他也沒有把通過革命來轉型的時期，等同無產者奪取現存的國家機器，並將之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肯定的是，在馬克思的文獻裡，過渡正是要研究的問題所在，但是必須注意到此處的過渡是「政治的」，而且是包括在社會的「革命轉型」之中，由一種社會轉化為另一種。馬克思這段話實際所說的和後人詮釋出來的意思，有鉅大差別。一方面，馬克思在此談及一個「時刻」而非一個「過程」（由一個階段過渡至下一個的過程），另一方面，他談及一個必然的「否定性」時刻，甚至是「毀滅性」的時刻，跟創立和建立的「正面」過程相距甚遠。
馬克思這段話的脈絡總是被抽空了，可是這個脈絡正好可以澄清馬克思之意：那些迷戀著社會民主主義(la social-démocratie)的幻像的人，其實是受到Ferdinand Lassalle對國家的看法的影響，這些幻像的主因是，「相信借助國家，人們能夠建立新的社會」。（註10）也就是說，這些幻像令他們早就對所有由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或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 étatique)，宣判死列。馬克思在此要求徹底轉換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並呼籲勞動者(travailleurs)放棄視國家外在於社會的那種觀點。馬克思寫道：「自由在於轉化國家，令其由駕在社會之上的政府機關(organe)，變成完完全全從屬於社會。」（註11）正正是把國家轉化為從屬於社會的機關或工具，表達了何謂「政治時刻」，也正在這個時刻，著名的「無產者的革命獨裁」得到其位置：所謂獨裁，並不是說勞動者或無產者掌控國家和其行政機器後，仍舊保留勞動者或無產者原來的樣子，仍舊維持國家和其行政機器外在於社會的地位，即是說，在掌控前後的唯一差別只在於，他們自此以他們自己的利益來操縱國家和其行政機器。（註12）所謂的獨裁，其實內在於革命，是轉化社會的革命當中的一個時刻。更確切地說，是社會性和革命性的轉型(transformation sociale et révolutionnaire)的政治時刻，在此要「毀滅」那個外在於社會的國家，並引導國家變成內在於社會，完全服務於社會生產的集體組織，也就是說，服務於「對當前的生產條件的顛覆。」
由此可見，完全不關乎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關乎由國家創立社會主義。反而，甚至可說完全與之相反，對外在於社會的那種國家之毀滅和否定，正正發自一項行動（註13），令國家從屬於社會，這項行動其本身是真正的政治時刻，既在轉化社會的革命之中，也在凍結現時的生產條件之中，而其起始點在於現時財產的形式所代表的條件。即使相距約莫三十年，我們發現馬克思一直維持同樣觀點，而它可以追溯至1844年的〈對Ruge一文的邊註和批判〉指出（註14），社會革命含有一個政治時刻，而就現時社會生產的條件來說，這個政治時刻並不是正面的、開創性和建設性的，反而，必然是否定性的和破壞性的。這解釋了為甚麼，從馬克思的文本來看，「創立社會主義」或「建構共產主義」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表達方式。
巴黎公社
在馬克思看來，將共產主義理解為社會革命的轉型當中的政治時刻，已經包括了從歷史方面說明巴黎公社的發展。在1875年撰寫《哥達綱領的批判》時，已經顯示馬克思考慮到從巴黎公社可以得到的教訓。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作為「完全嶄新的歷史教育」，而且是作為完全嶄新的「政治」教育，它必然地包括「粉碎現代國家的權力」，由此可以「恢復社會原來具有的力量，這些力量至今一直被寄生於社會的國家所吸取，而國家靠它們才得以生存，卻又癱瘓了它們的運動。」要粉碎國家，就要廢除它的軍隊和官僚制度，即是要廢除「這兩項重大的社會開支出」和社會壓逼。這恰恰就是毀滅國家的政治時刻，毀滅那個寄生於社會的機構，毀滅那個堵塞、阻礙和壓抑社會力量的運動的機構。因此之故，馬克思讚揚巴黎公社：「最終成為一種政治形式，令勞動的經濟解放得以實現。」（註15）由此可見，否定性的和破壞性的政治時刻，同時無可避免地是創造性的和解放性的社會時刻。藉由毀滅現代國家的行動，公社的憲章視自身為工具，為達致社會的革命轉化的工具，公社本身絕對不是要正面地建立新的政治現實，即是說，不是為了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公社不過是毀滅國家的政治時刻，毀滅那個阻疑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可以說是去掉一個障礙，而不是建立新的秩序。
公社作為政治形式，由工人階級掌權，否定和毀滅舊國家權力，並沒有建立新政治權力的意思。正如馬克思說：公社不過是工具，它「應該用作槓桿，將階級得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連根拔起。」（註16）根據馬克思，工人階級所成就的任務，首先不是政治任務，而是「社會」任務，它當然需要靠政治時刻，通過政治的手段，然而，其目標總是落在社會轉化。這個社會目標，無非就是「向奪權者奪權」(l'expropriation des expropriateurs)，（註17）也就是說，廢除私有財產制(la propriété privée)，讓我們馬上補充其意義：這既不等如廢除所有財產制度，也不等如建立集體財產制，而是把現時毀滅個人財產(la propriété individuelle)的條件，置於社會控制之下，最終「令個人財產成為事實(une réalité)」， 因為現時那些條件奪去大部份人的財產，造成勞動的剝削。這種社會任務正正就是公社應該做的，馬克思給其恰當的稱號：「這就是共產主義，這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然而，這種共產主義反而是「相當『可能的』共產主義」。
因而，我們並不難看到，在此脈絡裡，在此馬克思重申《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觀點，共產主義不是烏托邦，也不是理想(idéal)：「工人階級並沒有事先形成的烏托邦，通過人民的決志而體現出來」，「工人階級不是要體現理想」，他們「就是要把被固有的資產階級社會所積壓著的新社會的元素解放出來。」（註18）馬克思說的再也清楚不過：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和政治狀態，在烏托邦和理想中得以預料，因而也不是某項政治行動，依據烏托邦和理想而建立的新秩序。共產主義毋寧說是一項社會過程本身，把現時社會中令「更高的生命形式」（註19）難以開花結果的那些阻礙，予以毀滅。共產主義只能通過這個政治時刻，毀滅這些障礙中最重要的東西，即是那個跟社會隔絕的國家，從而發明新的組織形式，令政治和社會不再互相隔絕。
廢除現時狀態的實際運動
現在問題引領我們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當中我們可見共產主義的理念就是「廢除現時狀態的『實在的』(réel)運動」（註20）。在此我們有的是反烏托邦模式，這表示共產主義的「內在性」屬於現時的歷史和社會處境。即使馬克思有上述的傾向（註21），認為共產主義內在於現時的狀態，然而，這並不是必然地等如說，在現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存在共產主義的客觀成份，而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能夠令這個社會走出它自身。無容置疑，這個說法可以在馬克思的思想裡得到支持，而且在時至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裡，一直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Hardt和Negri就持這個看法。（註22）我們看到，Rancière反對『這個時間的劇情：將共產主義視為從資本主義內在進程的後果』，但是他以為他的想法是跟馬克思相反的。（註23）我們可以指出，對馬克思而言，這種共產主義模式是「實在的運動」，只有當它同時結合革命「實踐」(la praxis révolutionnaire)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沒有革命實踐，共產主義將會等同於多重矛盾的整體，它們從內部侵蝕現時狀態，而且它們本身已經一直在發揮這些破壞性作用。然而，在這個情況下，為甚麼馬克思談及「實在的(réel, wirklich)運動」呢？這些矛盾內在於現時狀態，它們會否不僅是「運動」，而且是「實在的」(réel)運動，或者是「實際的」(effectif)運動？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馬克思在此使用「實在」一語，是承繼黑格爾的話，按黑格爾的意思來說，這不僅指現時發生或造成某些現時的效應的運動，而且，甚至可以說尤其著重的，是那些應當被視為「理性的」(rationnel)運動，那些帶有理性而要把它實現出來的運動。應當如此理解嗎？（註24）在我看來，按上文所理解的意義，內在於現時狀態裡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展開，不能被馬克思稱為「實際的運動」。馬克思在文獻中突出這個詞語，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證實它是有重要意涵的。在我看來，「實際的運動」這個表式相應於有意識的、自願和有組織的某種實踐(pratique)，正因如此，它才會被視為「合理的」，也在這個意義下是「實際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曾指出：「生產工具的集中化和勞動的社會化已達到一個地步，它們已變得跟資本主義的外殼不相容。」他馬上補充：「我們要打破這個外殼。」（註25）然而，恰恰當我們說「我們要打破這個外殼」，正因為這個「外殼」不會自動爆開。
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得出一個想法，就是共產主義已經在那裡，化身和寄託於政治和社會實踐裡，從現在起就破壞現存事物的狀態，令其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全面地重新組織起來。就在集體的、有意識的和自願的實踐裡，就在這樣的組織裡，共產主義會在那裡出現。《哥達綱領的批判》談及勞動者，「他們為了顛覆現時生產條件而勞動」，共產主義恰恰就在那裡，就在勞動本身而非別處，在當下的工作之中，這項工作既是（從反面來說）顛覆現存秩序的政治勞動，也是（從正面來說）從理論上揭示，於實踐裡體現生命各種更圓滿的形式，在當下社會的核心裡孕育出來。然而，這項工作又經常阻礙、偏離和壓抑了共產主義。因為那些令生命更圓滿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各種形式，只能經過自願地「反對」現時的社會，和有意識地「對抗」他，而被經驗得到和實現出來。
在這個意義下，我相信，根據馬克思，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是現時社會的一種「力量」(puissance)（取其潛能之意[potentiel]）。但是，假如缺乏自願和有意識的勞動「反對」現時事物的狀態，這種力量不能完全變為實在的「趨向」(tendance)和變得真正活躍，即是說，共產主義作為力量，蘊藏於事物的狀態之中，它不能變成實際的趨向，變成進攻現存事物狀態的力量，實在地對抗作為阻礙這種力量的現存狀態。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認為，不存在通路或者過渡，更遑論自然而然地由資本主義通往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首先是在資本主義中，建立和累積反資本主義的條件，它不可能發生，假如實際上不存在男人和女人作為共產主義者，思考、行動和造就它。正如Rancière所說（註26），當然能夠有「沒有主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其意思是，不會對現成的、客觀的和內在於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作出任何參考），然而，我們卻肯定不能有任何沒有共產主義者的共產主義。在我看來，在這個意義下，馬克思並不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是資本主義的實現，或者共產主義之真實，在於一直置身於資本主義的的力量的實現，儘管那種力量在反面地一直削弱資本主義，而當這種力量在資本主義之後得到實現，它同時指謂資本主義的終結、目的和完成。我們認為，共產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實現或完成，而是它的「否定」，它的陌異者(autre)。這項否定之所以是否定，只可以「出於共產主義者」在資本主義，有意識和自願地施行這種否定，也就是說，由男人和女人在此在當下實現共產主義的多種生活形式，其具有以下特色：自由聯合、共同享用財貨(biens)和思想觀念、絕對的平等、抗議實質和象徵性的邊界，和抵抗福利(biens)和存活(existence)的私有化過程。今天我們面臨最重大的問題在於，施行這項否定的載體和行動的主人，似乎不再像馬克思那個年代般明顯，能夠穩妥地被界定。我們強調：我絕對不是說，無產階級或可被辨認的勞動者今天已經不再存在。恰好相反，全民在各層次受到無產階級化，毫無疑問正是過去十五年來，資本主義現在的階段在各個範疇中加速進行的過程。然而，這並不是問題所在，也不是疑難，因為單憑客觀的無產階級化並不足以，甚至可以說永不足以形成「共產主義者」。問題在於，要探討在無產者和勞動者（物質或非物質勞動者）之中，「誰」和「在哪裡」有條件成為共產主義者，有條件作為共產主義者行動、思考和生活。這一切在我們嘗試指明的意義下來理解：我們將只能回應這個問題，當他們（譯者按：有條件和自願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人）如其所如地表現為共產主義者。
原文註釋
註1：K. Marx,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4, p.49.
註2：K. Marx, Le capital, livre 1, trad. et dir. Par J.-P. Lefebvre, Paris, PUF, « Quadrige », 1993, p.90.
註3：A. Badiou, S. Žižek, L'idée du communisme, Paris, Lignes, 2010.
註4：T. Negri, Goodbye Mister Socialism, Paris, Le Seuil, 2007.
註5：S. Žižek, Après la tragédie, la farce! Ou comment l'histoire se répète, trad. D. Bismuth, Paris, Flammarion, 2010, notamment p.151.
註6：Ibid. p.149.
註7：列寧在《國家與革命》(L'État et la révolution, 1917)中，認為馬克思的功勞在於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清晰區別」，視之為兩個連續的「階段」（從「低級」階段然後進至「高級」階段），進入「全面的共產主義」。在此，列寧以破壞國家和令國家服從於社會為必然的否定性的時刻，然後將之轉化為正面建立的過程，令「蘇維埃工人和軍人代表組成的國家」控制社會。
註8：A. Badiou, S. Žižek, L'idée du communisme, op. cit., pp.148-149.
註9：K. Marx, 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trad. Sonia Dayan-Herzbrun,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 La GEME », 2008, p.73.
註10：Ibid., p.70.
註11：Ibid., p.72.
註12：馬克思明確否定這個假說：「巴黎公社已經証明了，工人階級不可滿足於佔領國家機器，操控它來滿足自己的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產黨宣言》的再版序言中，再次引述這段來自《法蘭西內戰》的話。
註13：無容置疑這項行動關乎「暴力的」行動，而在此，馬克思比列寧更早已經把暴力和政治聯繫起來。Étienne Balibar完全有理由指出當中有值得思考的問題。（見Étienne Balibar, « Violence et politique. Quelques questions », Violence et civilité, Paris, Galilée, 2010.
註14：K. Marx, « Gloses critiques en marge de l'article 'Le roi de Prusse et la réforme sociale. Par un Prussien », Œuvres III, Paris, Gallimard, « La Pléiade », 1982, p.417. 於此，馬克思指出：「所有革命都瓦解『舊社會』(l'ancienne société)；在此意義下，革命是社會性的。所有革命都顛覆『固有的權力』(l'ancien pouvoir)，在此意義下，革命是『政治性的』。」
註15：K. Marx,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2, pp.50-51.
註16：Ibid., p.52.
註17：Id. 同樣的表達形式可見於《資本論》第一卷的倒數第二章。（見前引《資本論》，頁876。）
註18：Ibid., p.53.
註19：Id.
註20：K. Marx, F. Engels, L'idéologie allemande, trad. et dir. Par G. Badai, Éditions Sociales, 1968, p.64. 馬克思在此指出：「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既不是應當創造的『情境』，也不是應當規定現實的『理想』；我們稱共產主義為廢除現時狀態的實在的運動(die wirklich Bewegung)。」
註21：特別是在Grundrisse裡（我們知道在此有個參照點，在Toni Negri的思想中有重要地位，見下引書。）在那裡，馬克思解釋說，資本主義的重要技藝在於，令『生產力量和社會關係』的發展，只成為資本『在自身的有限基礎上從事生產的工具』，但是它們（譯者按：生產力量和社會關係）『實際上』是顛倒這個基礎（譯者按：資本）的物質條件。」(K. Marx, Manuscrits de 1857-1858, « Grundrisse », trad. et dir. par J.-P. Lefebr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80, tome II, p.194.)
註22：參看同一篇Toni Negri的文章。同時參看Michael Hardt, Antonio, Empire, trad. D.-A. Canal, Paris, Exils, 2000, notamment p.73. 他們指出，「我們始終肯定，帝國的建立，是為了擺脫所有對舊有權力結構的思鄉病〔．．．〕；解放的潛能由新到來的處境而得到提升〔．．．〕帝國增加解放的多種潛能」Hardt和Negri之所以如此認為，主要因為他們把介入生產中的轉化，理解為受非物質勞動中日漸強大的霸權所引發，而這種霸權大幅度造就共同者(le commun)。正如他們所說：「經濟財貨之生產，傾向跟社會關係之生產結合，而歸根結蒂，跟社會本身之生產結合。」(Michael Hardt, Toni Negri, Multitude, trad. N. Guilho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p.396.) 因此，通向非物質勞動，令生產循以下的航線進行：「造就諸眾，因而成就了共同者的良性循環，一個膨脹的螺旋。」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內在於現時資本主義階段的螺旋，有必要捲進這個螺旋，令它的運轉得到支持和進一步擴大。
註23：Jacques Rancière, « Communisme sans communisme », in A. Badiou/ S. Žižek, L'idée du communisme, op. cit., p.231 et suiv.
註24：On sait que, selon Hegel, l’effectivite (die Wirklichkeit, catégorie de la logique de l’essence) se distingue de la simple « realite » (die Realitat, categorie de la logique de l’etre) qui est représentée comme quelque chose d’autre et d’extérieur à la pensée et à la raison : au contraire, ne peut etre consideré comme effectif que ce qui manifeste extérieurement la rationalite qui l’habite
et le meut intérieurement. C’est pourquoi Hegel écrit que « l’effectivité, à la difference de la simple apparition, fait si peu face comme un autre à la raison, qu’elle est bien plutot ce qui est totalement rationnel, et ce qui n’est pas rationnel ne peut pas non plus, précisément pour cette raison, etre consideré comme effectif » (G. W. F. Hegel, Encyclopedie I : La science de la logique, Additif au § 142, trad. B. Bourgeois, Paris, Vrin, 1986, p. 575).
註25：K. Marx, Le Capital, op. Cit., p.856.
註26：J. Rancière, « Communistes sans communisme », op. cit., pp. 231 et suiv. 對rancière來說，「沒有共產主義者」這個表式形容拒絕參照如下理解的共產主義：要麼是「歷史的必然性的完成」，要麼是「對這種必然性的英勇顛覆」。（頁244）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之用。未經原作者和譯者授權，不得將本文轉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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