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Bourdieu 一種對當代問題採取介入態度的知識

原文題目：Pour un savoir engagé

資料來源：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2002/02/BOURDIEU/16120

作者：Pierre Bourdieu

翻譯：sabrina yeung

前言：

從1995年11月和12月在法國的罷工開始，Bourdieu的「社會干預」成為批評對象，這些批評往往是暴力的，特別是來自記者和媒體中的知識份子的批評。而這些人，Bourdieu曾討論過他們在社會上的角色。首先，似乎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一個「學者」如此積極地介入「政治」範疇。然而，社會學家介入公共空間這個情況，其實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初的阿爾及利亞戰爭。

知識份子和活動份子

願意「以非政治化的態度去思考政治」，Bourdieu力圖表明，學院中的社會科學和社會運動的活動份子，不是一組對立，它們可以在同樣的工作上，建立兩個不同的面向，分析和批評社會現實，從而促進社會現實的轉化。以下文本，由Bourdieu在2001年5月期間，於雅典會議中親自閱讀。這個會議集合了研究員和工會代表，他們一同討論歐洲、文化、傳媒等議題。文章收入一本名為《社會科學與政治行動》的書內。

正文：

今時今日，一群獨立研究人員參與社會運動，這是重要的，或者，這是必要的。這代表了我們抵抗著一種政治全球化。(我用「政治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這個詞語，因為後者看起來仿佛是一個自然過程。)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政治秘密地生產、傳播。而一份研究工作所需要做的正是：在這種政治執行之前，揭發它的生產。其次，因著社會科學的資源之故，我們可以預計這種政治有某些影響，但短期內，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政治的影響仍然是不可見的。這種政治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有一部分是由研究員自己生產出來的。所以，問題是要知道，如果這些研究員預見到他們的科學知識，會造成這種政治的嚴重後果，他們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應該保持沉默。或者，在那裡，是否存在一種對面臨危險的人仍然袖手旁觀的情況。如果地球真的面臨嚴重災害，那些預先知道災害的人，難道沒有責任去拯救地球嗎？這不是加諸在學者身上的傳統責任嗎？

大多數受過高深教育的人腦中，特別是社會科學的人，存在一種令我感到悲哀的二分法：研究學問(sholarship)和參與社會(commitment)。這些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其中有部分人是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方法而去做研究的，而那些被學習的學者，其實是參與社會，和主動把自己的知識帶出去的人。因此，研究學問和參與社會兩者之間的對立，是人為的。實際上，應該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者，根據研究學問的規則去從事研究，但這種行為，是為了可以制造一種能對當代問題採取介入態度的知識。即是說，一種能參與社會的學問研究( a scholarship with commitment)。為了成為一個真正、能合理地參與社會的學者，他應該投入學問。而這種學問只能在聽從學術界規則的學術工作中獲得。

換言之，應該擺脫我們所以為的對立，這些對立不過是我們允許自己脫離社會參與的方式。而這些方式，首先使科學家困在自制的象牙塔裡。把研究學問和參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起來，能使研究人員心理平衡，因為他可以得到科學界的認可，他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比他人有雙倍成就的學者，因為他除了研究自己的科學外，其他的甚麼也不做。但是，當涉及生物學家時，那可以是有罪的，涉及犯罪學家，情況也可以同等嚴重。這種保留，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逃避社會參與，逃往「純粹的」學術之地。這可以帶來很嚴重的社會後果。那些像我這種拿國家的錢做研究的人，他們應該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他們的研究成果，然後只供他們和他們的同事之間內部傳閱嗎？對同事研究的批評，是必須優先考慮的。然而，為甚麼他們把集體擁有的知識，只專門留給自己呢？

我覺得，今時今日，研究人員好像沒有其他選擇，他們仿佛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定要做某些題目，例如：新自由主義與少年犯罪率之間的關係，新自由主義與犯罪率的關係，新自由主義與Durkheim所謂的社會混亂之間的關係......如何才可以令這種研究人員不再說下去呢？沒有對這種研究人員的怪責，相反，我們會恭賀他。(或者，我應該為我自身的位置而致歉......)

此刻，這種研究人員在社會運動中會做些甚麼呢？首先，他不會比建制內的知識份子高明，某些建制內的知識份子，面對競爭嚴峻的科學研究市場，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商品推銷出去，然後他們便圍住一群不是知識份子的人，和這群人一起高叫知識份子已不存在。研究人員不是先知，不是思想導師，他要創造一個新的角色，雖然這是困難的：他應該聆聽，應該尋找和創造，他應該設法提供協助給那些有使命感的機構，以更柔和的態度。不幸地，包括工會，大家都要面臨、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因此，一個研究人員，應像對待一份任務般，設法幫助工會，為工會提供知識的武器。特別是那些能抵抗符號效應的知識，這些符號效應是由一些為跨國公司工作的「專家」製造出來的。

研究人員也可以做一件更新、但亦更困難的事：創造一些培養組織的條件，使人們有意欲，能自發地去建立一個政治計劃；第二，當人們希望建立一個政治計劃時，研究人員可以為他們創造有利的條件，使他們能成功。這將會是一個集體的計劃。畢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制憲大會，或費城大會，就是由像你，或像我這樣的人組成的。我們有法律學知識，我們都看過創造民主結構的孟德斯鳩。同樣，今時今日，我們應該創造某些東西。誠然，我們可以說：「有各國議會，有歐盟聯合工會，有各種機構，是他們負責去做這些事的。」我不會在這裡展示出來，不過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上述這些機構，顯然，它們沒有盡到它們的責任。因此，研究人員應該創造有利的環境，讓人們自發地建立某些政治計劃，應該替他們除去障礙，這些障礙一部分出現在社會運動中，特別在工會裡。

為甚麼我們可以樂觀呢？我想我們可以談談甚麼叫合理的成功機會，而這個時刻，就是時機(kairos)，恰當的時刻。當1995年時我們提出這種論述，人們不會聽我們說甚麼，同時會認為我們是瘋狂的。那些像卡珊德拉般預言災難的人，人們會無視他們，新聞記者攻擊他們，他們被侮辱。現在，如此的情況減少了。為甚麼呢？因為自從有西雅圖事件和一系列的示威後，工作已被實現。接著，我們概略地預示的新自由主義的後果，也開始出現了。而人們，現在，開始明白了......即使是最狹隘、最頑固的記者也知道，一間企業如果達不到15%的利潤就會裁員。預言最不幸的災難的先知，他們不過會較他人更好地了解情況而已，而他們預言的事已開始實現。這不會太早，但也不會是太遲，因為這僅僅是開始，災難才剛剛開始，我們還有時間去搖動社會民主政府。

一場歐洲的社會運動，在我看來，如果它集齊了三種元素，它就有機會有成效：工會、社會運動和研究人員，當然，這三者要緊密結合一起，而不是三者各自並列存在。我昨天對工會人士說，在歐洲所有國家裡，社會運動和工會之間，對行動內容和行動方法有一個很大的分歧。社會運動一直堅持某些政治目標，但工會和政黨已放棄，或忘記，或壓抑。特別在個人行動的方法方面，社會運動的行動會使用符號效益，這種符號效益部分取決於示威者的個人承擔，個人參與，也是身體參與。

必須承誓風險。這不涉及掩飾，手臂挽著手臂，就像工會在5月1日傳統地會做的動作一樣。應該行動，應該佔領地區。這需要想像力和勇氣。但我同時會說：「注意，不要工會恐懼症，應該明白工會行動要有邏輯。」為甚麼我對工會人士說的話，與社會運動的人對工會說的話那麼接近？又為甚麼我對社會運動人士說的話，與工會對他們說的又那麼接近？因為，每一個群體只看到自己，如果他能看到他人，那我們就能克服當中的分歧了。這些分歧，可以令本身已很脆弱的群體更加脆弱。對抗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社會運動，普遍來說，都很脆弱，原因就是因為分歧。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就像一個引擎，用80%的能量在發揮熱能，但這些熱能用在彼此的張力、摩擦、矛盾之上，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可以走得更快，更遠......

創造一個歐洲聯盟的社會運動，當中的障礙多種多樣。有語言障礙，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工會之間、社會運動之間的溝通，企業老闆和管理層一起說異國語言，而工會和社會運動則較多分享同一種語言。但是，社會運動國際化，或工會國際化，變得很困難。接著，有一些障礙是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社會結構的勢力分配、工會結構等。研究人員在當中可以擔當甚麼角色呢？他們可以致力於一種集體結構的集體創造，令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得以產生。即是說，新的內容，新的目標和新的國際行動的方法。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之用。未經原作者和譯者授權，不得將本文轉作商業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