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Bourdieu：社會學與民主

原文題目：Sociologie et démocratie

資料來源：http://www.homme-moderne.org/societe/socio/bourdieu/Bsocdemo.html

作者：Pierre Bourdieu

翻譯：sabrina yeung

我有一個信念，如所有研究者一般，就是社會學可以促進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行動；可以促進建立一個由所有公民組成的政府，從而保證所有公民的幸福。這個信念，我希望嘗試分享，雖然這樣有點太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和太低估了當中遇上的障礙和阻力。而這些障礙和阻力是無可避免的，社會學清楚知道，從社會學的接受史便清楚地知道了。

今時今日，如果沒有考慮到在社會現實裡，社會科學時常以或多或少的墮落腐化形式被呈現這一點，我們不可以再問民主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援引經濟和經濟學家去證明一些政府的決定，那政府則會甚麼也不做。社會學很少被用來貢獻社會，或促進社會的甚麼，除非在有危機的處境裡，或在已經說定了的問題裡，社會學才會被援引來解決社會問題(就像如果所有其他人都不在)。例如，如今的大學問題，或其他人已說了很多遍的「郊區青年」問題(譯者注：法語說郊區青年，是指移民問題，這是其中一個法國不平等問題空間化的表現)。這些時候，我們才會請出社會學家，特別是請他們出現在媒體裡。

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要面臨一個非常古老的抉擇，雖然這個古老的抉擇已化成了現代形式。這個抉擇就是：哲學王(或開明專制君主)，和蠱動人心的政客，或者，如果我們喜歡，可以多加一個選擇：聲稱即使沒有他們，或違反他們的意願仍要為人們謀求幸福的傲慢技術官僚。這些技術官僚聲稱會根據市場調查、收聽率和收視人氣等，說如果人們要求他們辭職，他們會蠱惑人心地說：接受人們的制裁而辭職。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應該努力避免這個抉擇。我不會糾纏於技術官僚的錯失，他們已使自己的名譽受損，而不是因為經濟危機的問題。我們應該詳細地說成本，不僅是狹義下的所有經濟體系成本，也是指社會成本，特別是苦難和暴力方面。為了反思，我只會說，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減少那些最明顯、最可見的暴力如犯罪、偷竊、強姦、甚至爆炸襲擊，我們就應努力減少那些闊義的、不能用肉眼看到的暴力(至少由支配地位的開始)。這些「看不見」的暴力每天行使，亂七八糟，在家庭、工廠、商店、警察局、監獄，甚至在醫院和學校都會出現。這些「看不見」的暴力是經濟結構「惰性暴力」的產物，而無情的社會機制又會促進這些暴力重現，再生產。

但我想強調第二部分的選擇：蠱惑人心的政客的錯失。所謂社會技術的進步(我們不應該把社會技術和社會科學混淆，雖然後者有時會借出它的工具予前者)，就是指那些明顯的、當前的、及時的和明確地宣示出來的要求。但是，社會上存在一些收集俗見(doxa)、意見、商人意見問卷和市場調查的人，而這些人就是柏拉圖所指的，追求俗見、追求表象的表面高深學者的現代繼承人。

社會科學指出社會技術的一個限制，例如一份問卷，它只提供意見的總匯，而這些意見是以選擇題方式得出的。因此，這些意見總匯可以成為政客的管理手段，他們可以說：我們要服從於社會即時的反應和力量。而這種行為，其實造就了一種追求滿足人們「明確地提出的要求」的政治。政客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自身，而他自身的目的，又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然而，那些所謂人們明確地提出的要求，也不過是一種市場包裝而已。

民主的幻像，是我們忘記了政治觀點的構成和表達，是需要某些條件的。「柏拉圖說，給意見，就是說話。」這樣形成話語。然而，就如每一個人所說，我們在言語之前不是人人平等的。能有機會回答一個意見問題的比率，在男性和女性之間是很不平等的，特別是涉及一些由微觀政治構成的政治問題。受過教育的人和沒有那麼高文化水平的人、有錢人和窮人等也是同樣的情況，他們能回答一個意見問題的機會率總是不平等的。於是，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其實內藏了一些現實上的不平等。因此，我們如果要得到一個真實的意見，機會率其實很底，就如強加一份問卷給人們，然後希望得到很熱烈、很積極的回應一樣困難。

科學只提供了一些方法，對於靠這些方法而得出來的結論或目的，它沒有說甚麼。但是，當我們說民主時，其目的是明確的：必須致力於普及化，即是說，民主化，要普及化那些能構成政治觀點的文化和經濟條件，否則，就會一直只有追求俗見的人的說話，而不是政治觀點。那些給予人們受教育的關鍵地方，不論是基礎教育或持續教育：它們不僅是人們得到某些工作職位，或某個社會地位的條件，它們亦是人們能真正有效地行使其公民權利的主要條件。

政治機器的無情法律，被社會學家形容為「新權謀」(néo-machiavelien)。這些無情的法律是指那些有利於權力集中在幾位少數代表手上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同時又特別打擊那些代表最貧困的人的機構。故此，這些無情的法律並不如它的創造者所相信的一般，是為了保障每個人天賦的權利而設的法律。這些為了保障個人天賦的權利而設的法律，建基於個人意見，但就如我剛才所提及的，這些個人意見就像所有社會法律一樣，人們可以利用對這條法律的認識而抵制這條法律。

但是，社會學並不會滿足於只是批評社會幻象，雖然這種社會幻象是民主選擇的其中一個條件。社會學可以探索一個切合實際的烏托邦主義，同時遠離一種不介入現有社會秩序，不負責任的意志主義。社會學堅決反對追求俗見的人的行為，這批追求俗見的人只滿足於問卷所展示的受訪者意見，而不會從受訪者的說話中，研究微觀政治在他們身上的縮影。社會學能使我們超越表象，和超越那些由表象而來的表面論述，無論是製造這些表象的媒介自身，或更專業的群體，如追求俗見的人、民調人員、政治評論員、政治人物，在他們的說話裡，他們繼續從表象中製造表象，於是大家就像鏡子般，無限地互相照出彼此所製造出來的表象。

真正醫藥的產生，根據希波拉克底傳統，是和疾病的知識同時開始的，而這裡所指的疾病，是看不見的那些疾病。即是說，病人不說話，或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他病了，或是因為他忘了把自己患病的事說出口。同樣，社會科學關注認識、理解疾病的真正成因，這些成因一般不會在光天化日下，直接地宣之於口，但透過一些複雜的社會跡象，我們可以詮釋，因為這些跡象顯然太明顯了。我認為無實際形態的暴力的爆發，在舞台上或在其他地方，或種族主義罪行，或預言災難的人說選舉成功，他們俱是渴望利用，或放大那些最原始的，造成他人精神痛苦的字句。而這些字句所引起的精神痛苦，較之苦難、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惰性暴力」，威力更大。這些精神痛苦，就是靠在日常存在裡的小苦難和軟暴力，日積月累而造成的。

為了超越表象事件，我們顯然應該回到那些社會和經濟的真正決定性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經歷無數次觸及他人的自由，觸及他們合理的願望和幸福，或他們的自我實現。如今，不僅工作市場或住宿的無情制約在他們身上行使，教育市場的判決，和生活的公開制裁或隱蔽攻擊同時也在運作。提出令生活痛苦，甚至無法忍受的良知機制，這不是要抵消那些教育市場的判決，和生活的公開制裁或隱蔽攻擊；揭示每一天的矛盾，這不是為了解決這些矛盾。然而，那些對社會學訊息的社會效用持懷疑態度的人，我會說，社會學不會是零效用的，至少，它讓人們有機會發現，他們身上那些因為社會原因而產生的痛苦，然後不再把罪過歸於自己。

明顯地，社會學打亂了現有的秩序，而它打亂的原因在於它揭示了這些現有秩序的深層情況。社會學不同於其他科學，Bachelard說：「沒有甚麼東西不是隱藏起來的。」然而，這些隱藏類別完全是特別的：它經常是指一個秘密，如某些家庭秘密，我們不喜歡被人揭示出來。或者，我們認為更好的處理方法是，把這些秘密壓抑下來，尤其是一些太公開地反駁「民主信條」的機制或做法(我想到的例子是學校按成績選拔這種社會機制)。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與其滿足於記錄、認可這些表象事件，他更應該做回一個社會學家應做的工作──揭露，揭露的力度，甚至可以看起來像譴責一般。

對於那些以揭露為理由的人，他們會揭露社會學的不足，而那些以失望為理由的人，他們會說自己對社會學失望。然而，社會學沒有自覺到一點，就是我們以更明確、更悲觀，甚至是令人氣餒的方式去判斷時，同時也是更深入、更嚴謹的。社會學可以提供一些切合實際的方法，去反駁社會秩序的內在傾向。那些呼喊決定論的人應該記住，他必須依靠法律沉重的知識去建造飛行機器，從而回過頭來有效地挑戰這條法律。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之用。未經原作者和譯者授權，不得將本文轉作商業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