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 Hsu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建議未來加入以必修科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事再度引起過城中討論。事緣多間傳統名校聯名反對。代表喇沙書院和拔萃男、女書院等22間傳統中學名校的補助學校議會，昨日首度向立法會發表公開信，反對科目側重「國家」，失去平衡，呼籲德育應由修身齊家做起，並反對獨立成科及必修，促請以校本改推包括國民教育的「公民教育」[1]。這篇文章已是我第三篇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我於此略談愛國教育與自由教育的關係和差別。
極權政治與自由教育
討論教育問題，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便是，「教育的目的為何？」、「教育所謂何事？」錢穆先生曾言：「人類所以需要有教育，不僅為的是傳授知識與訓練技能，更要的，該是為的真理之探討。而探討真理，則絕對必需容許思想之自由。」[2]簡單一句，已點名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即必須是自由的關係。
錢穆先生寫道：
就教育論，一項真理，必將首先得承認，即是人類後一代的智慧能力，決不會一定不如前一代。……中國最大教育家孔子早說過：「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唐代韓愈的〈師說〉裏也曾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勝於弟子。」這本是一項淺近易明的真理。而此項真理，實為主持教育事業者最先應該承認的。[3]
教育的目的，不在灌輸某一種想法和信念，而在於使人能自我理解、自我實現，運用理性思維的能力，判斷是非對錯，從而確立一套較完善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作的著名的《何謂啟蒙運動？》一文中言道：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4]
教育的目的，依康德言，只是使個人能獨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以擺脫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由此，教育不在於外來的種種灌輸，而必在於個人的獨立思維能力的培育。培育獨立思維能力，即意謂，學生能隨時以道理和老師論爭辯論，老師和學生在知識上的分野，即處於一種教學相長的關係，大家互想討論，以豐富整個討論話題的內容。
由於教育的目的在培育獨立思維能力，則人類教育，必須是民主的，而且是自由的。世界上大部分設有通識教育、國民教育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人民最少有能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教育才能真正促進人格的完整成長。
錢穆先生在點出教育的目的後，立即加上，教育同時必須是民主自由的：
何以說人類教育必該是民主的？這因人類直到今天，對於宇宙人生各項真理，就其已發現者言，其間尚有很多的異見。…因此，我們在教育上，傳授真理，也只能如傳授知識般，只好把我們今天所自認為真理的，乃至與我們抱相異見的，同樣當作一項知識來傳授，我們該讓向我們來受教的青年們知道，所謂的一切道理，還有待於今後繼續的探討。[5]
教育必須是民主自由的原因，沒有自由民主的環境，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在上者提供的資訊，而無獨立思維，實難稱得上是教育。而獨立思維只能在自由民主的土壤上慢慢建立，而非能在一極權的制度下生根。康德認為只有「自由」才是促成教育的真正條件。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公開運用」自己理智的自由，就是人類的啟蒙。這樣的自由就是康得所言的「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就是公民之為公民的根本，就是國家與政府的起源與基礎，就是國家與政府用必要的「權力」加以保障而非禁止的「權利」——這意味著啟蒙哲人眼中的人不再是政治的動物，政治不再具有內在的價值，而僅為保障公民權利的工具而已。
而極權政治最懼怕的，莫過於人有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的能力。故歷史上一切極權國家，莫不要進行思想灌輸、設立不同的宣傳部門、更改教科書等等，考諸二次大戰期間的納粹德國(Nazi Germany)、法西斯意大利(Fascist Italy)，莫不如是。
錢穆先生在討論到極權政治與自由教育的關係時，寫道：
而且不許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其立場上，早已抹殺了受教育者的尊嚴。他們絕不為受教育者留一或許能超出於其所受教者之餘地。……如是般的教育，輾轉相授，只有一代不如一代地後退。
因此我們說，扼殺了青年的自由思想，即是扼殺了下一代的人生探討真理的道路，扼殺了下一代探討真理的道路，即是扼殺了下一代的人生。而這一代的人生便成為短命，將無前途可言，亦即無存在可言。[6]
至此，其實很明顯，教育的功能在於探討真理，而這一目的要能實現，又必在一自由民主的氣氛下，方能達成。至於近日不斷討論的國民教育，到底能如何促成教育的目標——成就獨立、自由、完整人格？
愛國教育
政府近日宣傳的國民教育的目標：著重孕育情感、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質素。政府的課程諮詢文件中，其實寫得非常空泛[7]，沒有具體列明教授的課程內容，甚至沒有公開考試，但有不同的評核。先從國民教育的目標說起。早一陣子，中聯辦文體部的郝鐵川在新浪微博上說，國民教育就是要「洗腦」：
關於香港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有人說是“洗腦”，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國家這方面的制度，就會看到這種必要的“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有人說要培養中小學生的批判意識，但國際社會通常做法是在大學培養批判思維意識，而不是中小學；有人說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國民教育嗎？[8]
郝鐵川是說得坦白。而事實上，香港學界和一般市民所以抗拒國民教育，非源自大家的不愛國，而是這課程只能是洗腦教育。所謂「國民教育」，起碼要談及「立國精神」，而此種「立國精神」又多少與普遍人權有關，且必須與本國歷史息息相關，如美國的1776年〈獨立宣言〉、法國1789革命，中國的，則遠可追溯至立憲派的議會精神，中可追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或1931年共產黨的憲法大綱，近可追溯胡溫的「科學發展觀」、以民為本思想。關鍵是如何落實這些價值。我們之所以反對政府倉卒推行，正源於我們對極權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國，人民無法監察政府有否濫權，一般公民的自由、生命無法得到法律合理的保障，君看劉曉波、趙連海、艾未未等人。早一陣子內地「茉莉花革命」中，至今仍有上百名維權或社運人士下落不明。艾未未被帶走個多月，君看艾未未回家時所說的話，何以原先誓言追尋豆腐工程真相、支持趙連海的人權鬥士，短短數月間，僅談享受人生而不談政治？最合理的估計自然是艾未未受到政府的威嚇與監視。政府口說如何照顧低下階層，人民至今連最基本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也未有，而始作俑者卻是當下政府。試問人民如何能愛國？在這情況下，不愛國反而顯得正常。
愛國教育，首先要正視國家的歷史，尊重人民的生命、尊嚴。特區教育局高官謝凌潔貞女士是念歷史的，然她卻說出「六四是歷史長河裏的沙沙石石」。如果六四只是「歷史長河裏的沙沙石石」，為何人民在提到此事時難掩心中悲痛？又為何中共政府至今仍不肯公開調查真相，卻要偷偷摸摸的，在六四廿二週年前夕，秘密拜訪「天安門母親」商討賠償問題。歷史問題不得正視，人的歷史性即消亡。而實際上，歷史性正正是人類存在的重要性格特質。特區政府若要掩蓋歷史，則不單是破壞國民教育的始作俑者，甚至是犯下毀滅人類文化的重大罪惡。多少極權政府之上台，正正是以改變歷史、改變教育為其初期手段，以成就極權統治。
浪費時間？
早一陣子，我寫文章「國民教育有何用？」指出，「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最大的問題是浪費時間，而最後成果不彰」，其中的思維很簡單，因為學生有獨立思維，能從其他途經暸解國情。然而，不少人指出，國民教育厲害之處，不在「洗腦」，而在於令學生煩厭，進一步「去政治化」，令學生不對此領域有任何思考可言。當然，我認為國民教育即使推行了，也不見得有甚麼效果，學生也不會因此感到煩厭，原因是學生總有途徑接觸國情。然而，我卻想進一步談談國民教育的遺害。
新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方法，與過往的科目不儘相同。根據何秀蘭所言，評估時需看學生有否熱情投入，而且要培育情誼；進一步，則是同學間互相評估；而且要公開內容，使全校師生能看到某一學生的答題；最恐怖的是，要在家長面前，公開自我批判、自我檢討學習得失。[9]當然，學生未必會被「洗腦」，但這一套做法卻是要壓抑學生的真實想法，甚至援引文革時的作法，唯一造成的後果便是從小培育學生成為說謊、虛偽的人。為了要通過課堂評估，學生被迫「裝成」愛國的樣子。更恐怖的是，按吳志森的說法，國民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迫使學生愛國，而在於令學生煩厭、討厭政治，如此中共和特區政府便能隨意修改法例，進一步達到其原有的目的。這才是國民教育恐怖之處。
儘管我曾寫道，「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最大的問題是浪費時間，而最後成果不彰」。然而，在今看來，政府根本不在意學生真正的想法是否愛國，當然，她也無法得知。政府在意的，是要控制學生接觸所謂「國情」的時間，進行思想灌輸和思想封閉，進而令學生討厭政治，以打壓公民空間的增長。這實是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最恐怖的地方。
結語
當然，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在成人——使人能成為一個自由、理性人，使人能自我理解、自我實現。如此，關心社會，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能夠獨立思考、批判思考才是教育的核心。既然國民教育並沒有強調批判思考，則獨立思考也會變得很有限。然而，在新政策之下，國民教育的遺禍也許遠遠超越我們的想像，而非僅僅我們以為能夠免役。
從最近的事看來，包括已經放棄的建議規管網絡公平宣傳時間、以替補機制代替補選、區議會選舉等等，我們的公民空間的確是越加緊縮。當此之際，我們要看清眼下的形勢，捍衛我們的種種基本權利，開拓我們的公民空間。而教育，是促進公民教育、公民空間成長的一重要渠道。在此重要的關口，我們堅決反對此種「偽國民教育」，以使我們真正成為一理性、自由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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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明報新聞：名校齊反國民教育科 指側重「國家」失衡 倡校本推公民教育，25/6/2011
[2]錢穆：〈極權政治與自由教育〉，載氏著《歷史與文化論叢》，台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民國68年，272-280頁。
[3]同上，頁273。
[4]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183。
[5] 同2，頁273。
[6] 同2，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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